(记者 何北剑) 深度备忘

在中国，甚至是在全世界，说到粮食就不可能不说到一个人——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院士。1994年，当时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出了“中国粮食威胁论”。他撰文说，“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危害世界。”但是，中国的农业科学家，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沈阳人，让这些担忧者放下了曾经悬着的心。

沈阳科技英雄创“国际领先超级稻”成果

冷傲，是不是成功科学家的共通性格？

“我只是个都市农民。”陈温福对本报记者说。正是这位“都市农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02年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这项奖，只奖给极少数“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自有这一奖项以来，沈阳获奖者寥寥无几。但是，这位“都市农民”却要以自己和协作组同仁们创造的最新成果，再次冲击国家科技进步奖。据了解，以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院士为首的9位国内著名水稻专家，都在陈温福及其协作组的项目成果鉴定意见上写下了“国际领先”四个字。

陈温福，是沈阳农业大学教授，稻作研究所所长——一位在国内外农业科学界和稻农中享有盛名、但业外人士很少知晓的创新英雄。事实上，他已经给中国，给中国农民，尤其是给中国北方的稻农创造出了惊人的财富。

了解一个人，才能理解他所干的事情。

在很大程度上，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

“搞科研和待人处事我都不会转弯抹角，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陈温福说。

很早以前，陈温福就针对国内某些大学的一些浮躁状况发表过“尖刻”的意见，他说：“某些大学有三多三少：会议多、决策少；干部多、干活的少；教师多、名师少。这种现象阻碍了学术进步，也使学校丧失了竞争力。”

可想而知，从不隐瞒观点、脸儿冷、口气生硬的陈温福教授不可能是位太讨人喜欢的人。但是，2006年沈阳农业大学一年一度的教师考评刚一结束，就传出农学院各项指标得全票的，只有陈温福一个人。

冷傲，是一些有创造性的成功科学家的性格。人们很难想像一名八面玲珑的人能在科学上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成果来。

专家预测：“超级稻”未来每年能增加300亿公斤粮食，能养活7000万人口。

敢坚持几代人做下来的研究是最大、最难的创新

作为农学博士，陈温福深知中国人生存的根基是粮食。他说：“中国有13亿人口，农业政策稍有偏差，就会出现大问题。有一年，南方出现‘口粮’危机，国家紧急从北方向南方调运水稻，最少一天6列火车，最多一天调走1亿公斤。中国每年要生产9500亿—1万亿斤粮食才行。可是，随着经济发展，耕地会刚性减少，水资源又不足，人口却仍然在增加。怎么办？靠进口？全世界每年的粮食贸易量大约是两亿吨，而有粮食进口需求的国家却有120多个。所以，世界不可能把很多的粮食都卖给中国。”

“在中国现有耕地中，有4亿多亩种水稻，中国人有65%是以水稻为主食的。我干的活就是怎样提高水稻产量。不能提高产量，对于国人、特别是农民，我就没尽到责任。”陈温福说。

陈温福的执着性格在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等新兴科学旋风般刮进农业科学领域之中，拔起了许多大树的时候，显示出了恒定的价值。他带领着他的团队，不为潮流所动，认准了方向，踏踏实实地坚持了十几年，才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

“我的恩师杨守仁教授说过：‘只要认准了方向，就应一往无前地朝前走，决不回头’。农业科学有它的特殊性，高精尖的方法未必好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不敢坚持几代人一直做下来的常规研究是最大、最难的创新。”陈温福说。

2006年10月中旬，农业部专家对中国“超级稻”新品种选育与示范项目东北稻区负责人陈温福和他的团队培育的“超级稻”新品种进行了评估和抽样测产。结果表明，12个“超级稻”新品种在东北地区共推广种植1300多万亩，占东北水稻种植面积的26%以上。大面积平均亩产可达600公斤以上，高产田可达650—700公斤以上，比当地普通高产品种高10%到15%，比2005年东北水稻平均单产高出75公斤以上，增产幅度高达20%。仅此一项，预计可增产稻谷13亿公斤以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教授曾经算过一笔账：以亩增产150公斤、年种植面积2亿亩计算，“超级稻”未来每年能增加300亿公斤粮食，能多养活7000万人口。

到2006年，海城全市推广的“超级稻”面积已达到10余万亩，稻农能增收2000多万元。

“都市农民”创造的财富能量

农业的创新离不开农民。辽宁省海城市西四镇的刘洪生种了30多年稻子，他父亲更是种了一辈子。和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刘家人做的最多的美梦就是收成好、稻谷卖钱多。一个世纪过去了，直到2001年美梦成真的日子到了：这一年，他大胆地听取了一位农科站长的建议，试种了50亩“超级稻”。当年，亩产一下子就达到了750多公斤，比从前高产品种多出80多公斤。因为米质好，每公斤比以前种的水稻还多卖了两分钱。尝到甜头的他，2002年种了280亩，平均亩产超过700公斤，最高单产达826公斤。按每亩产量比普通稻谷高出100公斤计算，刘洪生每亩地可增收200元，280亩就是5.6万元。到2006年，海城全市推广的“超级稻”面积已达10余万亩，稻农能增收2000多万元。

胆量是农民创新的体现形式，而农民的胆量又是农业科学家给的。

2006年9月16日上午，袁隆平院士来沈阳农业大学考察，在金色的稻田里，听到刘洪生种的“超级稻”亩产最高纪录是826公斤，水平领先全国，他拍了拍陈温福的肩头。于是，两个一样有着农民般朴实面孔和眼神的人成了稻田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据开原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说：“开原市2006年种了34万亩水稻，其中20多万亩种的是‘超级稻沈农265’。这个水稻品种亩产达600多公斤，每亩比一般稻增产100多斤。周边县市都来参观，许多农民现场要求预订稻种。”

在辽宁省950多万亩水稻种植面积中，有380万亩是“超级稻”。而且“超级稻”品种都是优质粳稻，米质能达到一级优质米水平，目前的市场价达到了每公斤3．2元左右。

“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出几颗钉子。不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没有研究所各位同仁的通力协作，我可能什么事情也干不出来。” 东北“超级稻”族谱探究

如果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那么，陈温福在学术上是什么“辈分”呢？

中国“超级稻”有着自己的成长谱系，创造“超级稻”的功臣也能排成谱系。在主枝上，袁隆平是“杂交稻之父”，使中国水稻平均亩产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先后跃上了250公斤和300公斤的台阶。杨守仁教授是籼粳稻杂交育种、水稻理想株型育种和水稻超高产育种等三个水稻育种新途径的首创者和开拓奠基者。陈温福在导师杨守仁教授的育种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主持完成了“籼粳稻杂交新株型创造与超高产育种研究及其应用”项目，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个超级稻“沈农265”和优质超级稻“沈农606”，突破了亩产８００公斤的大关。不但实现了超高产，还较好地解决了各国水稻专家都在苦苦求索的“超高产与米质相矛盾”的世界性难题。

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程式华曾说：“水稻高产的难度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处于徘徊局面，迫切需要实现水稻单产的第三次重大突破。”陈温福的成功，实现了这一突破，并且推动了国家的“超级稻育种计划”，使中国水稻研究继续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辩驳了布朗提出的“中国粮食威胁论”。

2006年9月15至17日，农业部在沈阳举办“中国超级稻发展战略研讨会暨十周年纪念活动”，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说，中国将力争实现2010年“超级稻”推广面积达到1.2亿亩和亩均增产60公斤的目标。(摘自《沈阳日报》2007年1月27日)